上卷：晚晴启蒙课
第二章
晚清市场的经济学面相
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无法内生。
——余英时苏南的自由贸易市场， 是19世纪初期条约口岸经济拉动的结果。
——费孝通
说中国经济传统和市场自由发育正相关， 这有点牵强。 也许重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这个征象， 但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之后， 中国的自由经济体系， 一直都是被逼出来的。
——侯家驹
一、 中国茶叶出口的逻辑
地处福建、 江西之间的武夷山区， 向来是中国茶叶盛产之地， 晚清的时候，尤其如此。 整个国家处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茶叶在整个经济中的位置就将异常地重要。 有人至今记得这样的景象： 每年的4月， 农民采摘茶叶的大好季节就开始了， 家家户户都在茶树之间穿行， 但是比农民行动更早的是那些做茶叶贸易生意的茶商。 他们通常在3月份就从福州出发， 携带着银元或者可用于交换的药材。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的茶商， 尤其是外国茶商， 因为对中国福建一带的季节不是很了解， 到了3月底还没有动身， 结果就错过了每年最好的收购头期， 导致一年的生意都会随着凋零。
一名叫M.A.麦克利·奥德的商人在他1861年2月1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阿熙和泰盛都应该在两三周内返回此地， 他们应在下月底前往内地， 否则就太晚了。 去年以药材和金银的形式给了他们第一笔贷款， 是在3月的第一周带离此地， 因此你可以据此看出时不我待， 如果这一季新茶真来得比通常早， 那就更加没有时间了。 ”
按照季节的更替， 武夷山区的第二季采摘茶叶的好时候， 是在6月底， 从规模意义上讲， 这个时候茶商的收购活动比第一季更加活跃。 第三季采摘是在8月
， 而第四季采摘就到了每年的10月。 遇到特殊的情况， 有些商人在11月初甚至是12月中旬， 还去内地收购数量有限的茶叶。
这真是一幅有意思的商业景象， 在看上去偏远的武夷山区， 晚清的土地上，一年到头都有外国茶商的身影， 整个福建地区成了茶叶商业最兴旺的地区。 除福州之外， 福建沿海出现了收购茶叶的口岸， 比如厦门。 1855年， 怡和洋行在这两个城市积极扩展茶叶的收购， 要求在厦门的康普顿船长将茶叶样品送到福州做仔细的检查。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对茶叶的需求量如此之大， 不但优质的茶叶和普通的茶叶销售一空， 就连一些垃圾的茶叶也从厦门、 福州被运到了香港。 还有一部分则运到美国， 或者欧洲。
由此， 中国茶成为欧美人的生活习惯， 当然也成为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内地的茶农和茶商当然看到了这样的生意机会， 因此， 只要外国茶商进入产茶地区， 中国人便开始集体抬高茶叶价格。 这种具有明显市场自由价格因素的传导机制， 一方面大面积提高了中国茶农和茶商的竞争实力， 另外一方面也加剧了外国茶商之间的竞争力度， 一段时间之后， 这种制度竟然构成了一种合理的秩序。 比如在1869年的夏天， 怡和洋行派遣约翰·梅耶定期从福州前往内地， 结果其他的外国洋行纷纷效仿。 各路市场的力量云集茶叶产地， 竞争再次加剧， 这再一次加速了晚清农产品的商业化、 国际化。
规模效应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数据在此： 1860—1861年， 怡和洋行从茶商泰盛那里收购了60万箱内地茶叶， 接下来的一个季节， 又购进了4 7万箱。 为此， 泰盛十分兴奋， 他在日记里写道：“即使是在水口这样的小镇， 我在前几天也买到了5000箱茶叶， 其中3600箱上等功夫茶。 我已经将2200箱这样的好茶运到福州， 剩下的1400箱正在包装。 此外， 我还买下了1400箱中级茶叶， 半数也运到了福州， 半数还在包装中。” 历史佐证， 由于中外茶商构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茶叶流通渠道， 晚清茶叶的出口规模成倍增长， 从19世纪初每年2000万磅， 上升到19世纪80年代2.5亿磅， 达到晚清茶叶出口规模上的顶峰。 占到了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3/5， 占到了世界茶叶出口的88%。 这样的局面， 对晚清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 首先， 晚清的茶叶出口形成了一种基于市场的制度化生产， 内地收购茶叶制度典型地代表了农产品的商业化， 并将内地经济与沿海经济直接联系起来， 最终促使中国茶叶产业与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
从技术层面看， 由于市场的完全开放， 福建和江西的农民与中外茶商联手找到了合适的生产方式， 尤其是采购和出口的生产方式。 第一， 外国商行直接派买办去内地向茶叶种植者购买茶叶。 第二， 外国商人与中国茶商签订合同， 用合作的方式购买茶叶。 第三， 福州、 厦门等沿海口岸， 出现了规模比较庞大的茶叶集贸市场， 外国商人在福州、 厦门的公开市场上购买茶叶， 这种在集贸市场上的茶叶， 主要由中国独立的商人供应。
用今天商业流通管理学的定义来看， 这就是渠道的力量。 渠道为王， 没有中外商人联手打造遍及欧美的全球化茶叶销售渠道， 晚清规模宏大的茶叶经济， 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 郝延平先生认为， 更重要的价值在于， 茶叶的远距离销售， 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国际化市场提供了一种制度意义层面的创新。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 中国的茶叶、 生丝等农产品都局限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流通， 市场半径小之又小， 这严重束缚了茶叶生产的规模、 品质、 茶文化的积淀， 以及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并导致中国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进， 依然走不出传统农业文明的模式。
茶叶的全球性商业化， 激活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转型。 而茶叶的国际化市场， 又得益于条约口岸制度的建立。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1842年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年份， 郝延平先生认为， 这一年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时代的开端。
内在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 必须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 由于晚清政府不得已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一方面的确约束了晚清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 另一方面， 也促使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合作” 的外交政策， 从而导致了中西商业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之内相当稳定。
其次， 太平天国起义归于失败， 国内局势相对平稳， 这使得内地茶叶、 生丝的收购制度成为可能， 民间商业的各种因素迅速兴起， 为国内贸易兴旺发达， 铺平了道路。
从经济学史的层面看， 农产品的商业化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 因此， 晚清生丝、 茶叶的自由交易和远距离流通， 就有力地说明， 晚清的商业资本主义已经具有足够的气象， 市场在构建， 商业在兴盛， 企业家在诞生， 中国的经济在转型。
这样的市场逻辑， 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再一次苏醒，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传统启示。 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 更多的经济学家解读为是针对农民土地产权意义的一次革新， 这当然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解释， 但关于交换意义层面的解读、 关于商业流通层面的解读， 似乎一直在缺失之中。 事实上， 农民在解决好土地耕种自由的产权命题后， 自由交换就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农民对粮食的自由销售， 政府依然采用“政府收购， 农民自留” 的计划体制， 中国农民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解决温饱问题。 只有生产和流通、 产权和交换同时出现在市场领域， 联产承包责任制才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学力量， 促使中国在经过百年迷茫之后， 终于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之路。
二、 亚当·斯密的信徒在中国
一个常识必须提及，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征象之一， 就是竞争。 晚清最后几十年的商业发展， 竞争已然成为一种常态， 推动着一个古老的国家渐渐向市场化和近代化转型。
大致的描述是这样的： 1860年之后， 中国沿海的出口、 进口和航运贸易等领域竞争迅速加剧， 不仅是一批在华外国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中国本土商人迅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加入火热的商业竞争之中。
竞争之所以来临， 除了中国沿海一带商业经济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之外， 更加重要的因素则是， 与交通、 通信有关的现代技术开始影响中国。 依然是一个常识
， 是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看上去激烈的竞争只有在交通和通信成本根本改变之后才成为可能， 它重新确立了中国和西方商业经营的模式和方向。 这是郝延平先生在考证之后得出的观点。
事实上正是如此。 到1860年， 轮船技术可谓日新月异， 帆船时代已告结束， 具有更大推动力、 更加现代化的机械式轮船， 让地球变得更小。 而在1869年
， 苏伊士运河通航， 这使得欧洲和中国的航程一下子缩短了一半。 作为一个最新的通信手段， 电报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里雅思德， 转送到中国， 使得电报第一次从英国发往到了中国。 正是这种新技术的延伸， 对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贸易活动、代理业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渐渐兴起的新技术， 刚开始可能只是外国商人的一些业余喜好， 因为没有大面积使用， 而且由于中国人向来保守， 可能还对这些新技术抱有一种本能的抵制， 但商业竞争的加剧， 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新技术的使用， 明显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大面积提高竞争能力。 因此， 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过去那种以月份来计算的交通、 通信等缓慢的流通形式和商业活动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一种依赖新技术并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往来的商业局面大面积形成。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缓慢、 悠闲的商业交换终于被一种紧张、 快速，边际效益最大化的商业竞争取代。
某种意义上， 竞争一旦展开， 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格局。 首先当然是在华外国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两家最大的英国代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之间、 两家最着名的美国商行旗昌洋行和同孚洋行之间， 展开了激烈又持久的商业竞争。 更有意思的是， 1857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和1864年设立的汇丰银行， 也在这种竞争格局下发力， 为大量在华中小商业机构尤其是华人主办的商业机构提供大量贷款， 新的小洋行可谓雨后春笋， 布满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大街小巷。
正是在这种市场容量增长、 竞争力量多元化的格局下， 中国本土商人迅速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力量。 聪明的中国人利用代理行所提供的各种辅助性服务，比如银行、 航运和保险服务，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加入对外贸易竞争的各个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通过共同集资切入各个行业， 因为熟悉市场的行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及以比较少的管理费用从事经营， 对各个外资商业机构高额的管理成本形成了最有利的竞争。
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 几乎在沿海各大口岸， 尤其是在上海和香港， 一个兴旺而且富有的中国商界事实上已经形成。 许多人的经营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西方商人， 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拥有了自己的商业网点。
不过，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 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凸显。 西方商人本着贸易至上的观点， 信奉一种市场层面的放任主义， 提倡而且欢迎一种商业层面的自由竞争。 怡和洋行的创始人马地臣在1836年谈到对华的贸易时写道： “瑞士法学家滑达尔证明， 自然规律迫使所有民族自由结合， 而自由贸易将使得人人受益，给全体带来繁荣。 ” 他们非常熟悉欧洲早期的国家重商主义思想， 因此看到了国家重商主义的弊病， 也看到了贸易垄断的结果， 一定是最终摧毁贸易， 因此， 在来到中国之后， 有意识地将一种自由经济的元素带到中国， 并努力想成为一种商业的传统， 而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就是竞争。
值得意的一个证据是， 大多数外资商业集团， 并没有抱着赚一把就走的短期心态， 而是参与到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基础建设之中。 今天， 我们在大连、 青岛、 上海、 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还能找到当年建设的影子， 外资商行纷纷参与城市街道、 排水、 防洪堤的修建， 有些则集中精力修建医院、 学校和码头。 他们的本意或许是希望长期维护一种竞争的精神， 希望在以农业为传统生产模式的中国，大面积构建新的商业格局。
可以说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 市场经济的自由精神并不钟情于中国人。 作为西方自由商人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商人们却不这么思考。 在对商业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理解上， 中西商人之间的落差巨大， 存在着惊人的理念鸿沟。 大部分意义上， 中国商人的行为逻辑很快就走向了经济民族主义， 商人们希望在贸易、 航运和信贷方面迅速积累实力， 用以抗衡西方的商业集团， 并最终把西方人赶出中国。
这就是被很多优秀的学者总结过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 或者说是“自强压倒自由” 。 直到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观。 如马地臣这样的商业冒险家， 长期以来，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将他们解读为殖民者， 是他们将中国拖入了半封建、 半殖民的社会， 是他们让中国人在进入近代以后丧权辱国、 备受欺凌。 这种记忆在通用的主流教材里反复陈述， 终于固定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历史伤痛， 一种民族的自卑与自尊。 但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的语境下， 马地臣和他同时代来到中国从事商业冒险的金融家、 贸易家和生意人， 却被解读为“亚当·斯密名副其实的信徒” ， 所有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在某种意义上， 都被认为是世界主义者。
1869年， 美国商人旗昌洋行的金能亨曾致信英国怡和洋行的中国代表F.B.约翰逊：
“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 正如在这个部门， 尤其是在货物航运方面， 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 并没有争斗。 例如我们旗昌洋行， 就总的情况来说， 美国化不见得就超过英国化多少。 在英国国内和国外， 有许多英国人和我们一样思考所有的问题， 正如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思考问题。 我们事实上也许比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 更是世界主义者。 ”
这一段信函至少透露出两个意义， 在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 在中国沿海城市兴起的商业竞争， 可能更多的是中国民族主义商业力量和外国商业力量的竞争， 这种竞争被镀上了一层浓厚的国家救亡色彩， 由此导致： 第一， 基于纯粹市场层面的竞争正在退缩， 民族主义的情绪、 救亡图存的思维方式正在大面积遮蔽市场经济的方式； 第二， 外国商业力量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在大面积降低； 第三，更重要的是， 由于民族主义高涨， 国内商业力量之间的竞争一直没有展开， 或者说竞争力度不够， 在短暂的竞争之后， 各路商业力量迅速被李鸿章、 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势力整编， 商业的元素、 市场的格局开始囊括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之下， 官商结合主导的经济发展， 因此成为一种必然。
需要指出来的一个历史事实是， 大批外国商业力量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一定会遇到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国内商业力量的竞争。 1862—1864年大约3年的时间内， 外购洋行为大量中国本地的商人提供了无遮挡的贸易信贷， 促使本土的航运力量快速发展起来， 这几乎就是外国商业势力用他们自己的资本力量培养了与自己竞争的中国商业阶层。 有意思的是， 外国人似乎对此表示欢迎， 一名英国领事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由于勤奋和对本国特别了解， 已经成为外国商人在经营中必须对付的最大的竞争者。 ” 但是， 基于对自由贸易绝对利益和长期利益原则的信奉， 这名领事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上述获许的办法是与自由贸易原则一致的， 它最终会对有关各方产生有利的结果。 ”
从经济学史的维度上看， 这样的历史局面值得后人总结。
欧洲人在17～ 18世纪， 经历过长达两百多年的重商主义经济学阶段， 诸如贸易保护等明显具有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荷兰等重要的国家十分关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的意义， 这些政策后来被经济学界界定为贸易顺差论， 或者被称为劳动盈余论。 重商主义最重要的逻辑就在这里， 它致力于使一个国家如何变得更加富有， 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荣耀。
这可以说是前亚当·斯密时代人类社会最醒目的经济学风景， 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对这种国家主义层面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怀疑与挑战，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 一种致力于个人私有产权， 致力于更大范围之内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学， 显然比一国范围之内由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更加靠近市场经济的本质。
大量的西方商人就是抱着这样的经济学理念来到古老的中国！ 中西商人之间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的落差， 显然是巨大的。 至少在接下来的100年之内， 在中国， 重商主义、 国家主义、 计划经济几乎完全主导了中国经济的走向， 亚当·斯密的信徒们在中国节节败退， 与之相适应的， 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在这样的历史里节节败退， 一直到1978年， 邓小平把外国资本和中国企业家请回来。
三、 晚清国际化背景下的“商战”
1862年， 晚清要人曾国藩在给下属的一封信中， 第一次使用了“商战” 这样的名词。 事实上曾国藩只是偶然提及， 并没有大面积使用， 但他的幕僚和追随者们却由此亢奋起来。
某种意义上， 这几乎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当大批的口岸条约被外国人逼着签署， 积存在中国人内心的愤懑和屈辱， 随着中国本土商业势力的渐次增长，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展开博弈的突破口。 这是面对西方经济势力时， 中国人的一种条件反射， 是进入近代化之后， 中国经济领域商业民族主义真正的萌芽，这种萌芽首先发生在在条约口岸工作的高级别官员和爱国商人身上， 在进入19世纪60年代之后， 开始大面积蔓延， 并最终成为一种生意层面的意识形态， 与晚清政府倡导的“自强” 口号形成了呼应。
上海道台丁日昌是“商战” 的力推者。 作为官员， 他发现本土商人经营的沙船总是无法与外国的商船抗衡， 完全无力竞争。 1863年， 丁日昌为助本土商船一臂之力， 答应减捐， 并正式行文告知各个本土商船公司。 第二年， 丁日昌专门就此事致函李鸿章， 建议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 而且他肯定地认为， 是造船技术的不足， 导致中国船只不能与外国人竞争。 只要中国商人装备现代海上运输工具， 就可以与外国商船展开正面竞争， 并能取得胜利。 因为中国商人更熟悉中国市场。 丁日昌继续写道： “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动机， 主要是寻求利润， 如果无利可获， 自然就会离开中国。 这样， 中国便无须使用武力将外国人驱逐出去。 ”
那个年代， 几乎所有有一些见识、 有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官员和商人都在思考“商战” 问题， 饭桌上、 会议中， “商战” 成为众人最有热度的谈资。 历史记载， 在所有讨论“商战” 问题的人们中， 郑观应的观点最为具体， 他不仅有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商战” 理论， 而且迅速开始操作， 成为那个年代最醒目的一种商业行为， 因而， 把郑观应看成“商战” 思想最重要的倡导者， 应该是一件合于历史事实的判断。
事实上， 在晚清时代， 走在国际贸易最前沿的企业家， 郑观应肯定是最优秀的人之一， 他既看到了西方商人的生意逻辑， 也看到了国内商界的种种弊端。 可能正是站在这样的位置上， 郑观应在各种场合都不断地阐述他的观点：“西方强大之本， 在于通过商业和工业以致富， 因而对于中国来说， 学会进
行经济斗争， 比学会军事对抗更为有用。 ”
郑观应继续就此论述， 西方国家不仅用大炮， 而且用贸易作为拓展殖民地的武器。 事实上， 中国由于贸易逆差， 在与西方的商业关系中受到严重损害。 为了从商业上予以回击， 清政府需要改革税制， 取消地方贸易的厘金。 不过最根本的办法在于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由此， 郑观应得出结论， 当时的世界， 是一个商业竞争的世界， 如果中国商业能够成功地同西方商业竞争， 外国商人将会亏本，便会自行回国。
现在看来， 郑观应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们， 无疑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改革者， 他们的立场和视野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一般性理解。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商人思维方式， 郑观应的视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开阔。人类是一个利益场， 经济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是所有人的共识。 回到这一基本的立场之后，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解放， 人们将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 孜孜以求于商业的交换、 企业的发展， 而不是生命在战争中损耗。
这可以说是晚清时代一次醒目的变革！ 政府和商业、 官场和民间都加入这场只与利益有关的“商战” 之中。 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当然是轮船航运。 河道和海洋是基本开放的， 但造船技术的滞后， 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竞争实力， 因此， 如何在短时期内迅速制造出技术含量高、 运输能力强的轮船， 就成为大家的首要任务。
正是怀着这种商业民族主义的使命感， 1868年， 容闳和许道身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 向曾国藩提出建议， 试图在上海建立一家合股轮船公司， 可惜没有得到曾国藩的认可， 朝廷也因此不予批准。 容闳是晚清一名很有想法的读书人， 朝廷派他留学美国， 是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他对公司制度有一定了解，其着作《西学东渐记》 ， 导致一时间洛阳纸贵， 很是畅销。 很有可能， 他的关于轮船公司的设想， 影响了李鸿章， 到1872年， 李鸿章真正创立了轮船招商局，亲自挂帅， 直接宣称这家新兴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与西方轮船公司展开竞争。为此， 李鸿章可谓广纳贤士， 他请来了着名的买办唐廷枢（ 景星） 出任招商局总办， 徐润出任会办。 唐廷枢和徐润， 和郑观应一样， 熟悉西方商业公司的运作，胸中积攒着商业民族主义的块垒， 一直想寻找机会， 为这个国家施展身手。 李鸿章的决定， 让他们大有千里马寻找到伯乐的幸福感。
招商局的商业梦想在开始几年可谓顺风顺水， 绩效大好。 不出几年， 就对西方轮船公司构成了竞争力。 1874年年底， 唐廷枢和徐润给各路股东交纳年度经营报告， 其中就中国公司与西方轮船公司进行竞争的态势进行了专门分析。 二人认为， 与西方航运公司相比， 招商局具有三个重要的有利因素。 第一， 中国公司能够依靠运往北京的漕粮作为货源， 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业务量， 在这一业务板块， 西方轮船公司是无法染指的。 第二， 公司管理费用低， 尤其是人力成本， 相比西方轮船公司， 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第三， 招商局还可以从各地中国商人那里发展大量的揽载业务， 促使公司的业务量继续饱和。
以今天的经济学视野看唐廷枢和徐润的报告， 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人与政府过于紧密的关系， 商业的竞争力一开始就打算依靠政府， 通过政府的管制来寻找垄断的短期利益， 而不是通过明确的产权、 深度的开放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
这样的商业方法论， 既是那个年代真实的风景， 也是中国商人思想的传统。许多年之后， 我们看到， 依然是已经市场化的企业家纷纷回到政府的怀抱， 依然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左右并垄断企业发展。 可以这样总结， 从晚清的经济变革开始， 中国人就始终不愿意正视政企分开这一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思想， 很多时候， 政府越来越像一家巨大的公司， 很多时候， 企业家越来越像政府体系的官僚。 这样的局面发展到极致， 一定是市场的萎缩， 竞争力的凋敝， 最后肯定是经济发展的延缓， 甚至停滞。
四、 晚清的自由价格秩序
有一种观点认为， 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 自由价格意味着市场形成了竞争的自发秩序， 而企业家则形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 按照这样的逻辑看待晚清市场格局， 人们很容易看到一个活跃的自由价格局面， 以及这种局面之下商人们自由交换的商业活动。
这是一个有经济学意味的格局， 晚清政府似乎只把兴趣放在与军事有关的领域， 对于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产业， 政府采取了一种放任主义的姿态。 尤其是在上海、 厦门、 福州市场， 产品价格呈现出绝对自由竞争的局面， 以至于这种竞争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福州茶叶市场对供应和需求的机制极度敏感， 价格的传导信息随处可见。 当供应极为有限的时候， 茶叶的价格就迅速攀升， 且极为坚挺， 无论茶叶收购商怎么谈判， 供应商均是不为所动。
当然， 中国茶能在晚清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与欧洲人对茶叶的迷恋消费有直接关系。 19世纪50年代之前， 红茶是一道消费的风景， 欧洲人热衷于早上起来在牛奶里加上香气浓郁的中国红茶， 这几乎成为一种生活的时尚。 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的绿茶开始在欧美超级流行， 但绿茶的生产能力却远远赶不上红茶， 其结果就是绿茶的价格在福州市场陡增。
1856年， 英国商人拉肯写下以下这样的报告。“绿茶供应的数量很小， 在我所见到的绿茶中， 普通品质福熙茶和屯溪茶在比重上占有压倒的优势， 这使得准备运往英国的整批绿茶， 不可能按照开出的价格收购。 在向我供应的那些牌号中， 茶商除了其他品种外， 都婉言拒绝出售中国麻珠、 珠茶和熙春茶。 ”
拉肯的意思很明白， 由于好一些的绿茶价格过高， 英国茶叶收购商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价格， 而茶叶供应商似乎还有继续涨价的趋向。 这种情形很长时间不见缓解， 甚至还有持续到下一个季度的态势。
顺昌洋行的员工阿熙在1857年7月也给怡和洋行的老板打报告： “今年， 茶叶供应非常少， 茶商不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茶叶， 现在， 最好的一级茶根本就没有。 ”
一方面是茶叶供应奇缺， 另一方面却是需求强烈。 只要没有非市场的因素出现， 价格高企， 就是必然的结果。 一些时候， 甚至一切潜在的需求都会参与到抬高行情的队伍中。 1855年底， 由于英国再出口的普通功夫茶比平常多， 怡和洋行的乔治·费希尔报告， 福州茶叶价格将会更高。 在收购激烈时， 西方商人不时到内地茶叶生产地监督， 这种举措不仅没有让价格下滑， 反而出现了一个相反的现象， 只要外国人在茶叶生产区偶尔出现一次， 就会立即造成对整个茶叶市场的深度刺激， 中国茶商几乎一窝蜂地抬高价格， 让外国商人不得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收购。 之间的价格博弈肯定是有的。 由于价格居高不下， 西方商人会不堪重负， 不得不放慢收购的节奏。 1863年， 怡和洋行的老板詹姆斯·惠戴尔指示茶商德盛将他的收购限于价格较低的眉山、 水口和顺昌地区， 对于德盛在购买出售的最好牌号， 每担的价格控制在30～ 31两， 其他的牌号， 必须限制在25～ 27两。 即使按照这样的价格， 惠戴尔也明确地指出， 不能特别急于做大笔生意， 而是要把握好时机， 不和供应商在所谓旺季和淡季抗衡。
联合起来对付茶叶生产商， 比如集体暂停收购，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185 6年4月的下旬， 内地茶叶价格暴涨， 怡和洋行档案记载， 由于价格太高， 什么都没有买， 除了宝顺洋行的看银师， 所有人都在观望， 等待价格下降。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 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 茶商阿熙写道， 现在没有人买进， 人人都在等待更低的价格， 许多茶商因此停止买进， 因为大家都估计行情将会再次下跌，因而愿意等待一个较低价格的收购季的开始。
此情此景， 并不是商人们的一种心理情绪， 而是具体的行动。 1863年4月，詹姆斯·惠戴尔就直接指示， 在茶叶价格回到30两之前， 不去碰一片茶叶。 惠戴尔相信与外国商人接触的中国茶商， 肯定是最能左右市场价格的一伙人， 因而必须给他们释放一种信息， 让他们知道待价而沽， 或者漫天要价的后果。
在茶叶价格纯粹由市场定价的层面上， 晚清茶叶的产业链， 从生产到销售、从收购到出口量， 的确处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格局
， 19世纪60年代之前， 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实际上垄断了整个世界茶叶的出口，英国得到的茶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有2/3的茶叶从中国进口。 在欧美， 茶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也成为中国产品的代名词。
但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一个市场的构成， 除了自由价格体系之外， 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 对整个市场的发现与推进至关重要。 可以肯定地认为， 晚清茶叶产业缺乏有突出市场能力的企业家，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量的外国洋行基本上在茶叶流通领域工作， 他们只具有商业的交换效应， 而没有制造效应， 事实上他们也无意参与到茶叶的整个产业链， 尤其是茶叶生产环节之中。 但他们的市场行为， 是一种纯粹商业层面的、 短期的行为， 而不是市场的战略的行为。 而大量的中国本地茶叶生产商， 长期以来都是零散的、 小农意识的， 既没有集约精神， 也没有研发精神。 作为一个盛产茶叶的传统国家， 一直到今天为止， 竟然没有一个以茶叶为主业的企业家， 也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市场精神的茶叶品牌，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
可能正是企业家的缺失， 导致中国茶叶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 曾经左右世界茶叶市场的中国茶， 开始遇到了来自印度、 日本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茶叶的竞争。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期， 在英国茶叶市场上， 中国茶叶被印度茶和斯里兰卡茶挤占了一半市场， 1915年之后， 从中国出口到欧美的茶叶， 只占整个市场的20%， 可以说是江河日下。 1881年3月15日， 伦敦科尼兹堡商会给怡和洋行香港总行的信中写道： “显然有时印度茶比中国茶具有更高的价值， 而且运到这个国家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它们已经开始将中国茶驱逐出市场。”历史的确是这样发生的。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期， 印度茶和斯里兰卡茶大规模取代了中国茶， 只有俄国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 仍然是中国茶的主要进口国家 。